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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《丁文茶论*中国禅宗茶史上的三件大事》

已有 6746 次阅读2015-3-21 17:41 |个人分类:丁文专题博客

《丁文茶论*中国禅宗茶史上的三件大事》

 

佛教茶文化是中华茶文化最精彩的篇章。可以说,没有独具特色的佛教茶文化,中华茶文化将黯然失色,所谓“博大精深”便也无从谈起。

我们谈中国佛教,又以中国禅宗为主流,因为中国禅宗是佛教本土化的产物,最具中国特色。从某个特定的角度言之,中国的佛教茶文化实际上是禅宗茶文化,一部佛教茶文化史其实就是禅宗茶文化史。

追溯中国禅宗茶文化近2000年的辉煌历史,有三件具划时代意义的三件大事:

其一是唐开元中泰山降魔大师“皆许饮茶”,从此寺院兴起饮茶之风,并直接地推动了大唐饮茶文化的繁荣。

开元(713——739)是唐玄宗年号。在此之前,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基本完成,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。华夏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经7个世纪的碰撞,华夏文化终于以其博大深厚的实力容纳并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,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。 

禅宗创始人是个樵夫,即被尊为“六祖”的惠能(638——713),时值唐高宗咸亨、上元年间(674——675),大唐立国(618)至此半个世纪。禅宗的出现是一场佛学革命,一批高僧以标新立异相尚。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,“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,大兴禅教。学禅务于不寐,又不夕食,皆许饮茶”(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),正式肯定了僧人饮茶的合法性,承认饮茶和坐禅同属僧人的修持内容。降魔大师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广大僧人的迫切要求,从此茶事堂而皇之进入山门。

自此之后,北方僧人饮茶很快形成时尚,其影响波及全社会。中唐时期,出了茶神陆羽,有了《茶经》,又有一批文化人的推波助澜,茶风吹遍全国,流于塞外。陆羽在《茶经·六之饮》中总结道:“滂时浸俗,盛于国朝,两都并荆渝间,以为比屋之饮。”《封氏闻见记》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,书中说道:

人自怀挟,到处煮饮,从此转向仿效,遂成风俗。自邹、齐、沧、棣,渐至京邑,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,不问道俗,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、淮而来,舟车相继,所在山积,色额甚多。

封演的记载反映了佛教茶风不仅促进了茶为国饮,还推动了茶业的大发展,出现了茶馆、茶市,茶叶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商品,成为大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   其二是中晚唐的怀海禅师制定《百丈清规》,将饮茶纳入佛门清规。

释怀海(720——814)是中晚唐名僧,和陆羽是同时代人,长陆羽13岁,但卒年晚10载,享年94岁。他是禅宗南岳怀让一系的传人,为百丈寺主持。

古印度佛教丛林清规规定僧人是“三衣一钵、日中一食、树下一宿”,百丈根据国情创立“普请法”,实行僧人农禅制度,提出“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”。宗门亦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,写入《百丈清规》。《百丈清规》系经后人修订而成佛门正式戒律,现行的《敕修百丈清规》是元德辉禅师根据唐宋诸家清规,依托百丈之名而修订的。有学者作过统计,《百丈清规》中“茶”字出现了327次。《百丈清规》对于茶学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、制茶纳入农禅内容,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,较泰山降魔大师又前进了一步,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,还将其制度化。

按《百丈清规》规定,茶汤供养很频繁,诸如圣节、千秋节、国忌日、佛降诞日、佛成道日、涅槃日、帝师涅槃日、达摩忌日、比丘示寂都要如仪。寺院职事变更,送旧迎新,则办茶汤会。坐禅、谈话、待客都要饮茶。乃至法堂陈设也为适应僧人茶事而作了变化,法堂于法鼓之外增设茶鼓,法鼓置法堂东北角,茶鼓置西北角。讲座说法擂法鼓,集众饮茶敲茶鼓。《百丈清规·法器章》载:“法鼓,凡住持上堂,小参,普说,入室,并击之,上堂时二通……茶鼓长击一通。” 茶鼓赋予茶事以宗教色彩,并成佛门风情之一端。古人诗云“春烟寺院敲茶鼓,夕阳楼台卓酒旗”(宋林逋《林和靖集西湖春日诗》)、“茶鼓适敲灵鹫院,夕阳欲压赭圻城”(《宋诗钞》陈《江湖长翁诗钞·县西》)。茶鼓如同市廛酒旗,成为寺院僧侣茶的标志物。茶鼓之设反映了僧人饮茶不仅仅是口腹之欲,业已成为僧人的宗教生活。又每坐禅一炷香后,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,称“打茶”,多至“行茶四五匝”。寺院自辟茶园,自产自销“寺院茶”。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,依“戒腊”年限的长短,先后奉茶,称“戒腊茶”。住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“普茶”。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活动。为方便僧人饮茶,寺庙建筑格局相应变化,一般都有专用茶室,作品茗之所,称之为“茶寮”。明人许次纾《茶疏·茶所》云:“小斋之外,别置茶寮。……寮前置一几,以顿茶注茶盂,为临时供具。”一般茶寮派一二僧负责,称寮主、副寮,也有叫茶头或施茶僧的。嗜茶的僧人一般叫茶僧,茶僧不是职务,仅言其嗜茶之切。寺院重要茶事活动一般都在茶寮内举行,如茶汤会,较为隆重的要事先出示点茶牌。更有甚者,《百丈清规》已成“王法”,如元代皇帝,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《百丈清规》,遍行天下丛林。明洪武十五年(1382)太祖皇帝“圣旨榜例”,“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,以法绳之”。无形之中,饮茶不仅是僧人习俗,茶礼竟纳入僧家法律强制施行。《百丈清规》对于刚出现的佛门茶俗的发展和巩固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其三是“赵州禅茶”揭开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新篇章。

怀海制定《百丈清规》后半个世纪,佛门茶事的文化层次迅速提高,不再执着于驱睡悦志,也不止步于自然无力的道家思想,僧人在饮茶中发现自己,见性成佛,向佛学和美学的最高境界——禅境挺进。

禅即梵语“禅那”,意为“定”,即从定中生慧,求得解脱。禅的含义是“静虑”或“思维修”,是一种宗教,一种哲学,提供的是一种自我探究的办法。禅的秘密之一在于对时间的某种顿时的神秘的领悟,进入佛我两忘、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的奇妙精神境界,这就是所谓的“禅意”。换言之,就是一种宁静审美观照,其特征是非理知思辨、非狂热信仰。

僧人饮茶历史悠久,因茶有“三德”,利于丛林修持,由“茶之德”生发出禅宗茶道。(丁文《中国茶道》)在寺院,品茶是参禅的序曲,品茶又以参禅为目的。

中国的禅宗茶道悟的是“中国禅”,突出直觉智慧,落脚到肯定生命(道)和肯定人生(儒),释、道、儒统一于茶道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。(丁文《茶乘》)

茶文化史上的这次飞跃发端于从谂禅师(778——863),他是曹州郝乡(今山东曹县境内),俗姓郝。童年从曹州扈道院的和尚落发出家,80岁移居赵州(今石家庄赵县附近)观音寺(又称东院)120岁去世,后人称他为赵州古佛赵州禅师嗜茶成癖,动辄就说“吃茶去”,因此而形成一桩“公案”。《五灯会元》卷40载:

有僧到赵州,从谂法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?曰“曾到”。师曰“吃茶去”。又问僧,僧曰“不曾到”。师曰“吃茶去”。后,院主问曰:“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,不曾到也云吃茶去?“师召院主,主应诺,师曰:“吃茶去。”

赵州和尚三称“吃茶去”似乎想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:

一是间接地说明“道”是什么。禅宗常讲的“平常心”就是“遇茶吃茶,遇饭吃饭”(《祖堂集》卷11),平常自然。“唯是平常心,方能得清净心境,唯是有清净心境,方可自悟禅机。”(葛兆光《佛影道踪》) 盖水与茶皆为至淡之味,与禅家之淡泊自然,远离执着之“平常心境”相契相符。

二是用独特的方式接引学人。禅宗讲自悟。宗门是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讲究师徒授受、以心传心,纵有语言传递,也要依托学人自己的悟证。赵州禅师唾弃落入言筌之文字禅、鹦鹉学舌之口头禅、放浪颠狂之野狐禅,独树一帜。“吃茶去”是一扇半掩半开的哲学的门,里面溢出的是生活的禅意。也就是说,“吃茶去”是“生活禅”的奠基石。

吃茶去后来发展到茶文化禅文化的完美结合,使佛教茶文化进到茶禅一味的更高境界。

 日本茶学家对于茶、禅关系的理解很深刻。山上宗二之茶书《山上宗二记》谓: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,同时以禅宗为归依。泽庵宗彭《茶禅同一味》说:茶意即禅意,舍禅意即无茶意。不知禅味,亦即不知茶味。 山上宗二和泽庵宗彭两位先生的话道出了日本茶道的真谛,也道出了茶禅文化和禅宗茶道的真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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